八、行政体制改革有序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行政法规、国务院及部门文件设定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或进行调整。
或许，因为改变现状需要的成本和难度更大，于是迫使人们有意无意采取了回避态度。但事实如此，所以必须直面，且需从三方面进行考量。
笔者部份同意上述理念，并在文中重点关注之。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不患贫，患不均的价值追求，可见公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可以超越家族、种族、血缘、宗教、文化和地域的差异，然后在更高层面即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高度达成最广泛的一致共识。二是要从现代公民国家的高度认识民族问题。如果再看到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摧残和环境破坏，则使这种充满着血腥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成为将各边疆民族推向民族分离这一现实的无形推手。
2、理性对待分离运动未来的边疆分离趋势看来似乎不可避免，这在长期热衷于大一统政治的人们看来当然难以接受。因此，在社会实践已将面临深入细节的关键时期，必须具备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直面现实难题，对转型过程中的适时手段和变革内容进行阶段性化分和适时调整，方可未雨绸缪，并在实践中有条不紊地落实和实施。进入专题： 改革 。
最早的民营经济也是从底下冒出来的，广东的陈志雄包鱼塘、芜湖的傻子瓜子，都涉及雇工经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多地方因农民常年贫困和吃不饱饭，在底层发生了包产到户。然后，中央连发五个1号文件给予承认和肯定。有时候又是一个突发事件，像水面上丢下块石头，牵动方方面面，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要求做出回答和反应，看政策制定和体制形成，能不能从中吸收正能量。
最早提15年不变，后来说30年不变，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提长久不变，温家宝总理答外国记者，说长久不变就是永远不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过去在公社体制下磨洋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去？国家和集体办的企业可没有这么大的吸纳能力，于是民营经济提上日程。
直面露出水面的石头还要看到，现在已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不是新世纪初的局面。调地就是变，所以没有做到永远不变。过去城乡分割，还看不出多大问题。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涉及到的体制面更为广泛，后来有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50条，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要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包括上下互动、观念与实践互动、设计与实施互动。实施则要看环境与战机，选好突破口。但到了集体，就一锅煮了：所有这个村庄里已经出生的、以及未来要出生的，都一起分享土地权利。基本框架就有问题，包括城市土地全盘国有、不区别土地用途的单一征地制、以及征地补偿行政决定等等。
更早的时候，还冒出一个农民办的小城镇——龙港镇,试图用一套新的体制搞城镇化。改革进城之后，遇到的问题复杂了，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大体在1986年的时候，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国家还专门设立综合改革方案办公室。
在这个链条下，谁转让一块地，等于把未来其他家庭人口可调地的权益也转走了。所以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要结合。
这是第一个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同时，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十三大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此做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准备了方案，提交给十三大讨论通过。要说明一下，集体经济不是土改后的那个农民土地私产的经济，也不是以农民私产为基础、自愿缔约的合作经济。都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时中央高层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要多看一看，到1987年才给予政策上的承认。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几次通盘规划改革，还要一次次地再发动？究竟是原来的设计不全面，还是实施中遇到阻力就搁置了？现在看，改革目标的确定、方案的设计以及改革的实施，是互有联系的三个环节。
这个实验在当地行得通，后来得到中央文件的提倡，也写进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更大一块石头，是政府和农民的土地关系。
不过财产权包括转让权，应该允许租赁、买卖、抵押。像民营银行问题，1984年我们陪杜润生来温州调研时，当地就提出来了。
当时还没有顶层设计这个词，但已经有了这个内容。但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1961年一个红头文件就把土改法律废了，宣布宅基地也是生产队的集体土地。
是不是还可以加一条,对于那些浮出水面摆了很久的问题，不能老回避，要正面应对。从这个情况看，尊重地方首创精神很重要。第二个摸着石头过河是民营经济。这些都对，因为实践证明有效的经济体制就不要变。
上世纪80年代中，贵州湄潭作为改革试验区提出过这个问题。形不成更大的发展架构，温州也就难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也不是没有冲动，如十多年前，这里就有过一个温州财团，要联合民营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但是很遗憾，这两方面后来都没了动静。
到底是温州没有这些钱、没这样的人才，还是别的问题？可能就是没有面对当时飞来的石头，在遭遇中开辟一条新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邓小平当年走过的路上提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温州这些年的发展，是不是也遭遇了石头？我没有系统调查，下不了结论。地方实践走向全局合法，也必须在清楚的全局目标下有整体的通盘考虑。远远地看，反正肯定不是因为这里缺钱。举一个例子，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多少事情？这方面虽然改革很早，但石头还是不小。
贵州比较落后，大量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土地上，如果每年调地变动，谁好好种地、对土地投资？所以，当地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就是把农民家庭之间的土地权利边界划清楚。本来宅基地是生活资料，无须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范畴。
温总理说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权，说得对按照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要达到12万公里，这就意味着，未来7年要修两万多公里。
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的驻地河南大厦，王梦恕以充沛的精力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讲述了他所亲历的铁路改革与发展历程：自解放战争以来，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铁道部经历了三次大的机构调整。当铁路的运营交给总公司之后，无论是票价还是货运的价格恐怕都要上涨。
